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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陈养山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开拓者之一，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最长，两次掩护贺龙，发展了我党首个在敌人情报系统高层的特工，与敌人斗争十数载从未失手，被称为“福将”。

　　好友入“中统”，慧眼建内线

　　1927年，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，由周恩来直接领导，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。1928年，国民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，即后来的“中统”。当时，上海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，陈养山完成掩护贺龙的任务后无法找到关系，只好回到老家浙江上虞。1928年春节后，因组织农民暴动失败，陈养山潜回上海，住在鲍君甫家，并在一家报馆谋生。

　　鲍君甫，又名杨登瀛，18岁赴日本留学，回国后在日本人办的基督青年会做事。1925年底，陈养山经人介绍与鲍君甫认识，且向鲍君甫学习日语。陈养山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，经常将书报送给鲍君甫。鲍君甫将其译成日文，所获颇丰，两人遂成好友。

　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成立后，时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和鲍君甫是老乡，他邀请鲍君甫加入。鲍君甫心里很矛盾，既想为国民党做事，又不愿得罪共产党，便将这种矛盾心理坦诚地告诉了陈养山。陈养山考虑他是国民党左派，对共产党有一定的同情，可以争取利用，便连夜将情况写成材料，经过中共闸北区委向党中央报告，建议同鲍君甫建立工作关系。

　　周恩来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报告，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可靠，但在隐蔽斗争中非常重要，有利于中央特科工作的开展。周恩来指示陈赓了解相关情况。陈赓先约陈养山谈话，详细了解鲍君甫的情况；接着又同陈养山与鲍君甫面谈。陈赓认为鲍君甫同情革命，在白色恐怖中能和共产党朋友融洽相处，可以作为内线。经过中共中央谨慎考虑，同意鲍君甫为党工作。为了方便陈赓工作，周恩来将陈养山调入中央特科，由陈赓单线联系，并派中共党员连德生作为鲍君甫的保镖。

　　在中央特科的协助下，鲍君甫颇得杨剑虹、陈立夫等人的信任。1928年七八月，杨剑虹涉及贪污案自杀。10月，鲍君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特派员。

　　1931年4月，顾顺章叛变。中共中央立即派陈养山对鲍君甫作了气节教育，并称：不管形势怎么变化，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这个朋友的。鲍君甫入狱后，三缄其口，没有暴露共产党的秘密。

　　“虎穴”办起通讯社 “煽风点火”挖情报

　　1935年9月，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陈养山到重庆，协助陈昌开辟情报阵地。

　　陈养山到达重庆后探听到四川实力派人物、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航琛办的新四川通讯社因效益不好拟停办。陈养山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办过通讯社，深知用通讯社作掩护搜集情报的作用。于是决定同刘航琛取得联系，接办这个通讯社。经协商，通讯社优先转发刘航琛一方的新闻稿，刘将新四川通讯社社牌、印章无偿交给陈养山。

　　担任总编的陈养山将值钱的东西全部卖掉，用作通讯社的活动经费，以致自己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，有时一天只吃一个烧饼。为了给新四川通讯社找个“靠山”，解决经费和情报来源，陈养山决定同国民党重庆行辕政训处建立联系。

　　经协商达成协议，陈养山做政训处义务情报员，给政训处提供一些情报；政训处每月给100元作为通讯社的经费。自此，新四川通讯社打着重庆行辕政训处这块招牌开展情报活动。为了提高通讯社影响力，陈养山还把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广播“改头换面”，写成“本社专电”；又利用原来在上海报界的旧关系，从上海寄来一些特约稿或“专电”，以致许多报社争先采用他们的稿件。

　　通讯社还利用敌人各派系的矛盾，引发内耗。如重庆市政府秘书黄应乾为新市长李鸿混修建公馆强占民房事，是宪兵三团团长袁家佩侦悉的，经由通讯社曝光后，引起重庆市政府与宪兵三团互斗。又如军统与中统争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领导权，通讯社发稿揭露，结果引起双方斗殴。

　　新四川通讯社还获得了大量军事、政治、经济方面的情报，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的动向，国民党军部、党部与地方各派系之间争夺权力的情况，重庆经济界与浙江资本家的矛盾等。

　　1937年，由于通讯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怀疑，通讯社的工作被迫结束。

　　辗转敌营16年，从未被捕成“福将”

　　陈养山从中央特科创建到1940年回到延安，共16年的敌占区情报生涯。其间，辗转于武汉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、成都、西安等地，从未被逮捕过。

　　1931年初，中央特科准备在北方开展工作，秘密情报关系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议员胡鄂公。胡请求杨献珍为其助手，得到中央特科的同意。4月，顺直省委遭到破坏，一些同志被捕。6月，中共中央命陈赓、陈养山赴天津营救被捕同志，并调查叛徒的情况。

　　陈赓和陈养山化装成商人，住在交通旅社，半个月后和杨献珍接上关系。陈赓和陈养山在交通旅社住了个把月，恐久住惹人生疑，陈赓住进一所新出租的民房；陈养山搬到大同公寓，与杨献珍同住，协力进行营救工作。一天清早，杨献珍在报纸上看到河北省委互济会被破坏的消息，赶紧告诉陈养山。陈养山果断撤离，并通知陈赓，避免了危险。杨献珍到北平找刘少白商议营救同志的事情，不幸被捕，营救工作被迫停止。

　　8月下旬，天津党组织有个姓鞠的党员和陈赓取得联系，陈养山与其住在一起。9月初，陈养山让老鞠去买报纸，本来只需十分钟，但天黑也没回来。陈赓到后，两人判断肯定出了问题，于是陈养山马上撤离。第二天，在天津同志处得知老鞠已经被捕。

　　陈养山为什么能够称为“福将”？罗青长认为并非他有什么诀窍，而是由于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，正确的政治方向，灵活的斗争艺术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。